在辽、周两国边境剑拔弩张的时候，定难军与辽国接壤的黄河南岸沙漠地区却意外地重归平静，永乐七年的十一月份，辽国西南面招讨司最后一次踏冰渡河到河南地掳掠党项诸部牲畜人口，到了赵阔事发之后，即使黄河冻得再硬都再也没有一支辽军悍然南犯了，当然，定难军就更没有越过地斤泽北进的动力。

进入永乐八年之后，大周沿边州县纷纷厉兵秣马，就连远处西北一隅的朔方军都不能例外，甚至作为外藩的高丽也是同等的动员程度，尽管各地都还需要操心春耕夏收，但是在农忙之余却也是最大程度地征发了民夫，以响应朝廷的诏令。

然而定难军却没有相应的动作，这固然和党项人多以逐水草游牧的特点有关，冬春之交正是游牧部落牲畜最难渡过的一段时间，因而向来少有游牧部落选择在这种时间用兵，不过定难军在大周的特殊性却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因素——朝廷命令定难军配合河东北面行营对辽国作战的圣旨早就已经到了夏州，但是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还没有明确出兵的时间，或者说，夏州党项尚未明确是否出兵协同伐辽。

正是由于辽国的暂时收敛和定难军的迟疑不定，也是由于黄河弯道这一段两岸游牧部落的一些共性，当大周的禁军与河北、河东州郡兵从高丽到河东开始全面进入辽境的时候，当朔方军也在沿黄河向北深入的时候。定难军却只是在夏州北面初步集结了一支军队，甚至银州、绥州、宥州等地的军队都依然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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